文艺创作和评论要树立“大历史观”

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《关于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〉的说明》中指出：“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，用具体历史的、客观全面的、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。要坚持正确党史观、树立大历史观，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、主流本质，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，从成功中吸取经验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，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。”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，对我们做好文艺评论工作也有着深刻的启示和指导意义。

     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非常注重文艺的“历史”价值，重视文艺所“意识到的历史内容”，所以，衡量文艺作品最高的标准就是“美学的历史的”标准，可见历史标准的重要性。文艺作品的思想价值、文化价值、社会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历史认识的正确性和深刻性，体现为把握现实生活的历史穿透力。历史是过去的现实，现实是活着的历史。文艺创作无论是对过去的再现还是对现实的反映，写出来的都是一种“历史”，只不过是一种以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历史。所以，文艺家的创作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是在写“史”，是艺术家感受和认识的历史。中国人把杜甫的诗称为“诗史”，因为杜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，正面为诗，背面为史，诗史一体。人们期待“史诗性”作品，也是着眼于史与诗的关系。可见，文艺作品就是一种形象化的、艺术化的“历史”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什么特别注重“历史”标准的原因所在。

     既然“历史的”标准如此重要，自然就对文艺评论工作者提出了历史能力的要求，如果缺乏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，就不可能对一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进行科学分析和有效定位，美学价值也就无所附丽。

     一段时间以来，“历史虚无主义”在文艺创作中的出现，固然是受到某种狭隘的、偏激的历史观的影响与裹挟，也不能不看到文艺评论在面对这一现象时的乏力，没有真正发挥文艺评论的校正功能，原因就在于，“历史的”标准被悬空或弱化，单单倚重“美学的”标准来衡量作品，难免陷入了修辞手法的辨析与细枝末节的技艺探究，失去了应有的宏观把控能力和应有的思想力量。可见，美学的历史的标准不可偏废。因为文艺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，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，是历史与美学的统一。

      如何增强文艺评论的“历史的”功能？首先要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历史修养，培养历史自觉，增强历史的宏观判识能力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重要的是树立正确历史观，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“树立大历史观”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，把握历史的主流主线、主题本质和发展规律。只有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，才能看清历史的走势，看清一件事、一个人、一段史的位置、作用与价值，所以，历史观也是一个坐标系。没有一个大的坐标系，就无法对一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以及作品的倾向性作出准确判断。没有大历史观，也不能真正理解“党和人民百年奋斗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”。

      就文艺创作而言，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，是文艺题材最丰富、历史意蕴最广阔、思想内涵最深刻的矿藏，是完全有理由产生史诗性伟大作品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个历史时期，是中华民族经历“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”的时代，是古老民族、古老文化经历了一次再生，是浴火重生、浴血新生，是蜕旧变新、向死而生。没有任何一次变局如此广泛而剧烈，没有任何一次变革如此严峻而深刻，从救亡到革命，从新生到复兴，阵痛的呐喊，探索的艰辛，血泪斑斑，曲折回环。有多少仁人志士中外求索，有多少英雄儿女九死不悔，筚路蓝缕，前赴后继，感天地，泣鬼神。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觉醒、抗争、求索、突围，从衰亡到复兴的转折，从古老向现代的转变，是精神、意志、鲜血、灵魂谱写的“创世史诗”，是确立新的生存空间、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的生死存亡的大突围、大牺牲、大裂变，是全民族共同的命运。因此，同样是走向现代化，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境遇、道路、代价完全不同，所以不能教条地用西方的道路、模式和观念来解读中国近代历史，也不能用个人主义解读这段历史。

      中华民族的奋斗是依靠千千万万个体凝聚起来的集体力量，是无数先烈的牺牲换来的民族新生。正是这种崇高精神，铸就了“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弘的史诗”。没有崇高，就没有史诗。崇高，是史诗的灵魂。正确的历史观，才能开启历史之门，触摸到历史的主流主线，才能使认识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达成一致。可见，正确的历史观之于文艺创作如何准确传达历史内涵至关重要。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“历史的”标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基石，树立正确历史观，树立“大历史观”，致广大而尽精微。